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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新征程

     普惠金融概念进入中国十二年,终于迎来了迸发期。

     今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使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居国际中上游水平。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这是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以来,在金融改革领域的重大进展,将发展普惠金融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并确定了明晰的奋斗目标。

     而近期,随着杭州G20峰会的举办,普惠金融再度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关注焦点。8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普惠金融对于加强金融包容性,支持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此前召开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已讨论出若干有关普惠金融的重要决议,待峰会审议通过后,将成为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引性文件。业内人士认为,2016年的这一系列动作,标志着中国金融进入了“普惠时间”。普惠方兴,监管未艾。从2004年11月,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开通主页上为国际小额信贷年所译的“普惠金融”一词开始,普惠金融在中国落地生根。

     多年来,发展收效显著。据2013年世界银行调查显示,中国普惠金融状况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部分领域甚至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如账户普及率高于中高收于国家平均6.7个百分点,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截至2013年末,全国共有个人银行结算账户56亿个,其中,农村地区人均账户数1.65个。

     但依据国际通行的评价标准和分析框架,从金融服务主体的多样化、金融服务覆盖面、弱势群体金融服务满足度、金融消费者保护以及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等多个维度来审视,当前中国在有效解决普惠金融成本高、效率低、商业不可持续等问题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央行2015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中国虽然实现了基础金融体系的覆盖,但覆盖成本高。传统金融机构维持单个网点的费用超过每年百万元人民币,单笔信贷成本在1000元以上。金融机构的成本压力致使金融资源依然向利润率较高的行业和地区集中,小微企业和农村地区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难以破解。

     截至 2015年底,占企业数量九成以上的小微企业获得的贷款仅占各项贷款总额的26.4%;涉农贷款虽然增长较快,占比依然不足3成。在中国城镇和农村每万人享受银行类金融服务人员的数量比为329:1,服务覆盖面有待大大扩展。

     另据《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及实证研究》指出,截至2015年末,我国仅有10%的成年人从正规渠道获得贷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大量用户仍无法获取相关金融服务;此外,中国现有央行征信系统仅覆盖3.8亿有信贷记录的人群。正规金融体系只是为高盈利企业与高财富家庭提供服务,超过70%的中小企业、农户和城市低收入家庭并没有享受到好的金融服务。而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恰恰是发展普惠金融的主要任务。

事实上,传统金融机构不愿意为中小企业和普通百姓服务,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选择,这一点无可厚非。普惠金融客户的金融交易规模都比较小,平均融资成本比较高,评估普惠金融典型客户的信用本来就很困难,在一个征信系统不发达、诚信缺失的市场尤其如此。

     而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引入,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发生了重大改变。通过大数据甄别和计量风险,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消除了物理网点和营业时间的限制,使缺乏信贷历史的用户也能得到金融服务,服务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风险更小,“普”与“惠”的金融变革在技术红利下迅速推进。

一时间,打破传统银行垄断的金融创新不断,以P2P为代表一批的“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产品纷纷落地。高峰时,中国的P2P平台规模约为669亿美元,是美国的四倍,成为全球拥有P2P借贷平台最多的国家。

     但盲目疯涨过后,监管隐忧凸显。银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表示,网贷机构小额分散的经营模式是回归其普惠金融的本质,然而,目前大部分网贷机构偏离信息中介定位以及服务小微和依托互联网经营的本质,异化为信用中介,存在自融、违规放贷、设立资金池、期限拆分、大量线下营销等行为,风险事件时有发生。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正常运营的网贷机构共2349家,借贷余额6212.61亿元,两项数据比2014年末分别增长了49.1%、499.7%,而全国累计问题平台1778家,约占全国机构总数的43.1%。

如果说“互联网+”时代,初期监管以鼓励发展为主,那么随着风险事件频发,监管日趋收紧,集中整治便成为行业关键词。

     8月24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应声落地。

《办法》明确了网贷机构是信息中介而不是信用中介,明确了网络借贷机构小额分散的经营模式,规定单一自然人、单一法人在一个平台借款上限分别是20万、100万元,在多个平台的借款上限分别是100万、500万元。

     其中,自然人及法人借款的限额规定颇受业内关注。有业内人士认为,这对以企业贷款为主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影响较大,可能会导致平台集中转型,转向更小额分散的资产,而小额抵押贷、消费金融等具有小额特点的资产市场势必会迎来激烈的抢滩与竞争,行业将有一轮新的洗牌。

     事实上,洗牌的影响从《办法》公布当天便开始显现出来。24日,远在大洋彼岸上市的宜人贷股价暴跌22%,收报24.52美元/股,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22%;次日开盘再跌,盘中最低跌至9.83%,截至25日晚,宜人贷跌幅超过了33%。不难看出,新一轮秩序重组在所难免,这对行业的健康发展有利。风口浪尖之上,那些具有雄厚资本实力、依靠“风控+技术+服务”来打动用户的企业,将在争夺中脱颖而出。

     路遇消费升级

     普惠金融在2016年获得迸发式的进展,背后有着多种铺垫,其中,国内消费金融服务需求的旺盛增长,也是重要一环。当前形势下,投资、出口对经济的拉动边际效应正在快速递减,而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需求则被赋予更多期望。从2013年起,随着互联网金融概念的普及和消费者行为习惯的改变,金融服务进入更多消费场景,消费金融体量持续扩大,消费金融领域形成了一片蓝海。而由于长期以来的严格监管和行业保护,银行等传统金融业行动迟缓,消费金融市场供需之间存在持续的结构性不匹配,非竞争性环境使得很大一部分市场需求(主要为长尾“草根”客户)未能得到满足,消费金融亟需市场供应方。

     为满足不断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国家相继出台相关消费金融支持政策。2015年夏,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放开消费金融市场准入,消费金融公司试点从16个城市扩大至全国。审批权下放到省级部门,并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国内外银行业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在得到官方政策力挺后,消费金融的行业热度持续升温。各大银行、电商平台、互联网金融公司等也纷纷进入消费金融市场,参与者日益增多,极大促进了消费金融领域的发展。而在新的监管机制出台后,大量平台向小额分散的消费金融业务转型的动力和趋势明显增强,普惠金融与消费金融“并轨发展”的局面,将加速到来。

     有数据显示,在消费金融这块超大蛋糕的面前,BAT已有深度介入。借助电商平台的天然优势,互联网企业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场景入口,如“京东白条”、“蚂蚁花呗”、腾讯“微粒贷”等,通过消费金融无缝融合电商平台,有着良好的用户体验和粘性,很容易刺激用户提前消费和选择信用分期。在2015年,仅双11当天,京东白条用户同比增长800%,占商城交易额比例同比增长500%。其中,白条客单价达800元,白条分期客单价达1500元。而阿里旗下的蚂蚁花呗,首次参与双11,在前半小时交易额就达到了45亿,全天交易总笔数6048万笔,占支付宝整体交易8.5%。

     此外,在消费领域的创业公司,也多见BAT的背影。以“趣分期”和“分期乐”为例,有可供参考的数据显示,趣分期融资金额高达4亿美金,E轮融资由蚂蚁金服参与其中;而分期乐,则融资1.2亿美金,C轮融资由京东参与。

     从可获得性说,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拥有消费金融流量与场景的巨大优势,省去了传统金融“线下拉客”的地面成本。同时,平台拥有海量的交易数据,利用大数据风控,能较好的降低风险。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由于征信数据大都在平台体系内进行,并未形成与央行、与其他平台间形成互通,数据缺乏参照,风控能力参差不齐。其次,单一平台业务资金来源有限,或与金融机构合作,或自建理财平台,或与P2P平台合作,致使成本居高不下。而平台闭环内的信贷,限制了外部金融需求的渗入,与期待中的普惠金融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在中国互联网金融领域,“看三马”(马云、马化腾、马明哲)是惯例。相对于以互联网起家的马云和马化腾而言,由马明哲执掌的资本雄厚、集齐全金融牌照、坐拥前海征信的平安集团,其优越性便不言而喻了。

     2015年3月,按照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的设计,平安普惠整合了平安直通贷款业务、陆金所辖下的P2P小额信用贷款,以及平安信用保证保险事业部三个模块的业务管理团队,统一打造为“普惠金融业务集群”。此前,平安旗下的平安海外控股公司曾从淡马锡旗下收购富登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并全资设立富登担保有限公司,以此为跳板,进入小微(SME)市场。

     经过一段时期的市场检验,SME的部分被纳入有抵押贷款中,整个业务集群被单纯划分为有抵押、无抵押两部分。其中,无抵押的个人贷款占据绝大部分的比重,而平安普惠也进一步明晰了方向,要成为“最大的消费金融服务提供者”,并“重新定义中国消费贷款服务标准”。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国内个人贷款余额约为28万亿,其中96%由银行系提供。其余4%的市场份额由1.5万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和分散的小贷公司占据,平均每家市场主体的贷款余额只有1亿,而发展仅一年的平安普惠以独占6%遥遥领先。目前,这一数据仍在不断刷新,2016年8月,平安普惠贷款余额已达1,200亿,月均新增贷款200亿元。

     “我期待到2020年,中国的个人贷款余额会从现在的28万亿上升到至少52万亿。而非银行机构所占余额份额上升到20%,平安普惠占到其中10%。作为行业的领跑者,我们必须看得更远,要有比‘提升业绩和利润’更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平安普惠董事兼CEO赵容奭说。

     平安的逻辑

     同样是8月24日,在网贷管理《办法》出台的当天,平安普惠于上海召开了“信任就是力量”信任贷款品牌发布会。

     二者的同时出现,颇有戏剧性,也互为参照——一方面强调自上而下的监管,从制度层面制约与规范金融市场;一方面提倡借贷双方平等互信,力争从诚信与技术层面达成共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普惠金融在当今中国发展“一体两面”的本质呈现。

     “传统贷款的话,客户往往是被金融机构要求,为了证明他是好人,他需要把他的父母、孩子、工作、存款各种证明拿给你看。那些存心骗你的人,可能会不厌其烦的拿很多假资料配合你,反而真正的好人,由于受不了长期繁复的手续,而流失掉了”。平安普惠首席市场执行官兼业务总经理徐汉华向记者解释品牌理念的来源,“我们认为不该这样,我们和客户之间应该是对等的。既然客户信任我们能公平判断他的信用情况,那么我们也要信任客户,把核实客户身份这个工作交给科技平台来做,不让客户烦。”

     徐汉华口中的科技平台,就是平安普惠的风控团队,也是“信任”背后的技术支持。据悉,平安普惠在风控创新上已实现贷款决策权自动化的第三方数据自动接入系统,在贷前审查流程方面,申请人最多需要七步审核——

     第一步,比对申请人的公安部身份认证、通过平安付做银行卡健全认证。

     第二步,在客户线上签名授权的情况下,查询央行征信系统、第三方数据公司,进行基本审核。

     第三步,审核申请人的法务、诉讼等信息。

     第四步,申请人要过平安集团层面(经授权)以及前海征信的黑名单、灰名单清洗。

     第五步,在所有前端数据汇总以后进入“评分卡”,测试违约概率,违约概率高者将贷款申请将被拒绝。

     第六步,用“人脸识别”技术核对是否本人亲自申请贷款。

     第七步,使用后台专门的反欺诈策略,申请人的申请地点、申请所用设备等都会成为审查要点。通过地点和设备判断,贷款的申请发起是否有集中性,以此来防“中介”。

     其中,包括“时空地图”、“纳米评分卡”、“微表情”、“人脸识别”在内一系列风控技术手段都在配合应用。由于全部是后台自动化运作,因此看似繁琐的审贷流程,只需几秒钟完成。如果申请人想加额度,还可以把自己诸如电商账户等辅助信息授权给平安普惠。平安普惠就可以登陆相应电商平台,通过申请人的交易情况、流水情况做出更精确判断。

     七步审核制的风控效果,在平安普惠整合之际推出的“i贷”上已经得到充分验证。该业务依靠人脸识别技术实现全线上审批,自动与公安局数据库进行数据匹配,并最快于6分钟内在线放款。上线一年间,产品的技术准确率达到99.85%以上。

     “我们把风险降低了,坏账降低了,成本降低了,就可以把回馈给客户,把贷款定价降低,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徐汉华介绍,刚刚推出的“i贷2.0”,已经将放款时间缩短至最快3分钟,贷款利率比很多银行还要低20%。目前,这一业务已经覆盖全国276个城市。年底,平安普惠还将推出“氧气贷”,额度可以达到15-20万。

     信任的结果如何?徐汉华回应,“今年七月,我们的逾期率处于历史上最低的水平,与同业相比,我们也是最低的。”

     “信任,让整个链条很简单。”徐汉华说,“在中国做贷款只做两件事情:一是尽可能地覆盖人群,很清楚地验证客户真实身份,这是‘普’;二是深度服务客户,提供一个很愉悦的交互经验,这是‘惠’。我认为在中国做普惠金融就是做这两件事”。